Journalren - 每天都是一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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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特别讽刺的一个事是，当这棵树真正要立起来的时候，树的腰坏了。”大张伟看了一眼趴在床上的王文博，乐队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花儿”乐队刚刚经过长途跋涉，从汕头飞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车来到深圳。一路颠簸让鼓手王文博腰肩盘突出的老毛病复发，此时正趴在床上接受采访。贝斯手郭阳刚好说到他们4个人现在真正在乐队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像棵树一样枝繁叶茂地生长，主唱大张伟就接了茬儿，说出了上面那段话。王文博大概顾及到自己的形象，不好意思地抬头问了一句：“今天不拍照，对吧？”

乐队到达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当天傍晚，晚上他们还要去当地电台做两个现场直播。大张伟懒散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床，身后是王文博。郭阳坐在大张伟对面的沙发上。吉他手石醒宇则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不时变换一下坐姿。

郭阳是乐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1999年1月，当“花儿”乐队出版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以“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横空出世的时候，他是乐队里的超龄青年。多年来，他在乐队中一直扮演着长兄般的调和剂的角色。

大张伟说：“郭阳起的作用非常好，因为我这人非常极端，我受不了人适应不了东西，因为如果你适应不了，就会耽误大家的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态度永远是特别强硬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干？给人感觉就是那种‘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的感觉。”

石醒宇在“花儿”乐队出版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时期，才以客座吉他手的身份出现在乐队的现场演出中。到了2004年乐队转签EMI的时候，他被正式编制入队。石醒宇在加入“花儿”乐队之前是一名“纯血统”的金属健儿，他说：“接触他们以后，才知道怎么弹朋克，才知道很多新的弹法，以前就知道失真。”

不巧的是，他加入乐队的时候，乐队已经逐渐对朋克音乐失去了兴趣。大张伟觉得一开始石醒宇很难融入到乐队的这种转变中来，在舞台上仍然不能丢掉吉他手的身份，轻松地去做一些娱乐表演。郭阳则在一边提醒大张伟：“你刚才说的又让人觉得我们功利了，要不然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是特别刻意的，其实石醒宇在台下面比任何人都欢。一个十几层楼的烟囱，他一下就上去了。他high起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会考虑。只不过他当初不太适应这个舞台，这个话筒。当大家都进来的时候，他也会进来的。”

大张伟：“相当于什么啊，我现在想方设法让崔健进入娱乐圈，就那么个路线。因为这乐队不论兴衰，都是我的问题，我真的特别喜欢那种嘻嘻哈哈的特娱乐的方式。其实他们3个人是希望可以做那种真正意义上所谓的音乐，可是我老认为音乐只不过是听觉的一个东西。”

不过就像郭阳之前所说的，现在乐队已经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力图在他们的音乐中加入更多好玩的元素。“树干已经在这了，而且有了很多的枝叶。”

到底达成了什么共识？又是如何达到共识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Part 2

“花儿”乐队2004年加盟EMI后，发行了第3张专辑《我是你的罗密欧》，从之前的朋克摇滚突然转变为Teen-Pop路线。让不少人都跌破眼镜。很多人将此看作“花儿”乐队在音乐品味上的堕落，有人用“花儿”乐队自己的一句歌词“你有美丽的脸，可根已经枯萎”（《花》）来形容他们，有人则恨不得把《我是你的罗密欧》封面上大张伟脸上的唇印换成一个大巴掌印。

在发行那张专辑的时候，王文博也曾经想过，这种风格的大转变没准会造成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当年他们那些喜欢朋克音乐的歌迷，可能恰恰是最不齿于流行音乐的一批人。“当时写那些歌的时候我们4个也特别迷茫，经常在一起开会说，这样行么。张伟比较有把握，他觉得既然我们喜欢，就玩呗。”

乐队4个人都对大张伟写的旋律非常信任，但乐队最担心的是音乐风格。在选歌的时候，乐队形成了两拨意见，后来公司告诉他们，别开会了，就把喜欢的歌都放进去吧。在此之前，乐队还一度想过玩“软饼干”（Limp Bizkit）式的音乐。最后《我是你的罗密欧》收录了几种不同风格的作品，石醒宇和王文博比较喜欢偏重的作品，比如《陪你去见…》，郭阳和大张伟则比较支持更流行一点的风格。

大张伟算是“花儿”乐队的灵魂人物，创作方面几乎由他一手包办。“其实我们公司老板最开始也跟我争了半天，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说你听我的没错，然后她说，‘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

说到这，几个人又大笑起来。郭阳有点替老板叫屈般地说到：“其实我们公司最开始也是想在内地能有一支特别摇滚的乐队，可是他们签了我们之后发现我们已经不喜欢那种风格了。最开始我们是在音乐转型上迷茫，现在音乐定型了，我们最迷茫的是演出方式。我们乐队的路，是中国以前没有人走过的，我们在慢慢摸索。”

《我是你的罗密欧》更像一张试探外界反应的专辑，通过这张专辑，“花儿”乐队确信自己走对了路。郭阳说：“我们想做的就是《花季王朝》和《花天囍世》这种特别high，节奏感特别强的东西。”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固定的东西。”从2004年的《刚刚好》，到2005年的《嘻唰唰》，再到2006年的《大喜宙》，王文博觉得从他们3张专辑各自的主打歌就能看出乐队发展的轨迹。

大张伟负责着乐队的整体统筹，他曾经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纵观乐坛，把当时的乐坛分析了一遍。“我看中国现在都红什么歌，往下走会有什么趋势，干什么能异军突起，然后我就是策划。我觉得这么干肯定行。”

Part 3

这些转变，其实在2001年左右，已经埋下了伏笔。
 
从2001年到2004年这3年时间，是“花儿”乐队重要的转变期。2001年12月乐队在新蜂音乐旗下发表了乐队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2003年9月乐队将老东家新蜂告上法庭，并于2003年底解约。2004年，“花儿”乐队正式加盟EMI，推出《我是你的罗密欧》。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乐队与新蜂解约之前，乐队已经写好了“第3张专辑”，这张专辑的版权归新蜂所有，至今仍未曝光。2004年7月，新蜂出版的新歌加精选专辑《I Love MMM…》中的《19岁》和最后被乐队拿回版权放到《我是你的罗密欧》里的《爱情残酷物语》，都是那张至今没有面世的“第3张专辑”里的作品。

郭阳回忆到：“那时候属于彷徨期，《草莓声明》应该提前一年发，但因为公司的一些原因，拖了1年，其实发《草莓声明》的时候，我们对做音乐的看法已经不是那样了，我们当时没有发的那张专辑更像《我是你的罗密欧》。我们那时候把很多元素和朋克相结合，也是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付翀（新蜂音乐的老板，曾名红枫）那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真正的亮点是在朋克。可是我们几个人那时候已经转型，非常喜欢听流行音乐了。”郭阳以《爱情残酷物语》为例来解释他们当时在风格上的转变，这首歌是《我是你的罗密欧》里最朋克的一首作品：虽然还有朋克的底子，但已经和乐队以前的东西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觉得就是应该换一种音乐风格，我们那种音乐风格（指朋克音乐）玩了两张专辑，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乐队心里也明白，他们绝对不可能在新蜂旗下出版一张Teen-pop专辑。说到这，正在一旁吹头发的大张伟忍不住插了一句：“所以说，就是得解约。”

乐队被付翀发现的时候，王文博不过15岁，他说：“那时候感觉比较叛逆，朋克那种东西比较适合我们，比较愤怒，可以发泄。后来慢慢长大了，接触的事越来越多之后，发现还有好多可以选择的东西。小时候我们把音乐当成一种消磨时间的工具，天天放学以后，周六周日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玩乐队，也没想到能有出专辑那一天，或是能够玩什么类型的音乐，当时听到什么玩什么。”

大张伟快录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乐队还需要一个贝斯手，所以才找到了郭阳。“我从前以为就是俩吉他呢，仔细一看才知道贝斯只有四根弦儿，然后就开始录音了，我还谈什么音乐风格呢。王文博一首不到两分钟的歌（《放学了》收录于《中国火3》的版本）录了7个小时，那是什么技术啊，就是在生磕。”

大张伟觉得在《幸福的旁边》和《草莓声明》时期的歌词也不算是特别内心的东西，他只是描述了自己的生活而已。“我就想放学了啊，我就想老师别管我，都是很直白的东西，现在也是很直白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长大了，我自然就会去KTV，我自然就会去夜店。然后自然就会‘嘻唰唰’，然后《嘻唰唰》就给写出来，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其实我一直认为商业社会中的人不商业，相当于娱乐圈中的人不娱乐，这都是不对的。可是刨根问底来说，确实跟商业没关系，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在乐队的印象中，《草莓声明》做得格外艰难，正是在那一时期，乐队和新蜂逐渐产生了矛盾：“到专辑发行的那一刻，我已经非常厌倦这种音乐了，一睁眼，就觉得四周特别无聊，特别没意思。”

虽然当时石醒宇还只是乐队的客座吉他手，但是他在演出的时候观察到，台下的很多人都是捂着耳朵在看他们的现场：“我们以前和大家一块宣泄，一块朋克，底下的人就是听着热闹。中国很多青年人和老百姓根本不了解吉他失真，他们接受不了这种音色。”石醒宇看到的可能是偶尔路过的普通群众，但他点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当时很多喜欢“花儿”乐队的人，并不一定是喜欢他们的朋克音乐风格，而是喜欢他们那时所传达的青春期叛逆态度。

在青春的感召和广大学生群体的支持下，《幸福的旁边》和《草莓声明》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销量。特别是《幸福的旁边》，坊间流传这张专辑的销量在50至80万张。

但凭着一首尽人皆知的《嘻唰唰》，大张伟声称收录了这首歌的专辑《花季王朝》的销量比《幸福的旁边》和《草莓声明》的总合还多。在《草莓声明》发表之后，他就相信乐队还可以红到另一个层次，现在他们做到了。“付翀点醒了我，因为付翀老不干（指乐队转向现在的音乐风格），后来我觉得，‘有钱不挣，他疯了？’老这么个劲儿。我就不明白好多时候为什么明明这有包子，他就是不去拿。后来因为我做完《草莓声明》，我特别烦这歌老这么快，咣啷咣啷的。中国人听歌都爱踩点儿，我哥哥说，听我以前的歌儿，恨不得跑廊坊去，这太不靠谱儿了。我就想，既然我们家亲戚都这么烦我那歌，干嘛我还得绷着写这些歌啊。”

乐队经常会用DV拍下自己的演出，王文博有一回自己翻出以前的带子看，就看电视里一会儿就嗡儿嗡儿嗡儿嗡儿嗡儿（模仿吉他声），咚咚咚咚咚咚（模仿鼓声），然后一分钟后，又是嗡儿嗡儿嗡儿嗡儿嗡儿，咚咚咚咚咚咚，半个小时他就睡着了。“真是感觉没什么意思了，纯粹是青春期发泄。其实从音乐和舞台上综合来讲，现在的演出比以前舒服多了。”

“中国真的这么多年了，以多唯美的态度来说歌词，以多深刻的含义来谈音乐，还是《两只蝴蝶》红，中国大众永远接受的都是这种东西。”大张伟也觉得这有点可悲，但“真的是按照以前那些乐评人觉得所谓好的思维方式去做歌，现在我们早就连饭都吃不上了。而且我不能写首歌，我爸也捂耳朵，天天都不敢回家吧。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最痛苦的。”他看了一眼王文博，坏笑着说：“你们有机会可以听听王文博写的歌，就知道有多另类，多值得乐评人来评价了。”

2003年非典过后，乐队一纸诉状将新蜂音乐告上法庭，并提出包括了涉及唱片版税、广告费等在内的8点控诉。

虽然这8点控诉逐一遭到了新蜂方面的驳斥，但如今回想起那场官司，大张伟说：“我们就是很单纯地想和他们解约，因为我们想寻求自己的发展，可他就是非这么较劲、玩命。今天说行，明天说不行，感觉有点玩弄你于手掌之中那种路线，就是我能把你做出来，也能把你弄死。我们就觉得这有点欺负人。我们现在对付翀没有恨，我们只是觉得那阵儿他做得有点过了，弄得我们几个就是——你至于跟我们几个比你小那么多岁的人较劲么。感觉好像你生我死似的，其实我们没有太多想法，就是想解约，赔钱我们都愿意。”

其实在乐队心中，付翀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特别愿意为中国摇滚做出一番事业来。“他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是其中问题不少。”当时郭阳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他那时候给我们的信息的一种感觉就是，有钱也解不了约。”

2003年12月，双方经过协调后，“花儿”乐队同意撤诉并支付40余万元的违约金来和新蜂解约。

“合约里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你一想那合约它就不公平，10年，首先它10年，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写一首歌，一辈子啊，2000块钱一辈子，他给我2000块钱，这首歌的版权随他用，它就都跟我没关系了。反正好多东西也没有约束他挣钱的，还是利益方面的，对他来说是很大很大的，对我们来说是很小很小的。不公平的点肯定是在这。”

大张伟说最关键的还是他们根本不想走这条路了，也不想跟新蜂发展了。“就好像男女交朋友吧，这女的确实有很多问题，可是以前也就这么过来了，后来那男的发现自己对她已经没有什么爱了，想有新的发展了，想自由，重新生活一下。可是那女的就急了，一天恨不得什么都不让你干了，那么个路线似的。我们几个就是误入森林的小白兔。”

郭阳显然是乐队中比较冷静的一个，他并不如大张伟那样口无遮拦：“也许付翀当时有他自己的打算，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因为他是老板，确实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我们的命运要自己去改变了。”

王文博趴在酒店的床上，说到这段，又抬起脑袋来：“付翀确实是一个对音乐特别爱好，特别执著的人。他后来挣了钱以后，自己弄了一个小（录音）棚，天天就在里面做音乐啊什么的。我们也见不着他了，感觉也没什么沟通了。01年和02年之间，那两年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在家呆着，特别茫然，自己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

“说点别的吧，我们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郭阳试图打断谈话：“而且也不想再让别人感觉我们之间再有什么误会，或者我们想再去怎么样。不说别的，就说好的来讲，他非常非常的激励我们，而且像张伟，他做音乐，他对很多东西负责任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像付翀的，对于这一点来讲，真的影响很深。”

大张伟倒是不太在乎地接了一句：“什么像付翀啊……没有影响，我本身就那样，做事一定要做好，对吧，这就是我的原则。”之后大家一阵沉默。

很难说当年是“花儿”逼急了对他们寄予厚望的付翀，还是付翀逼急了一心想长大独立的“花儿”。最后双方的分手，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个解脱。

多年来，“花儿”乐队一直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付出的代价保持缄默，如果郭阳没记错的话，这还是他们从新蜂解约后，第一次重提这么多细节。

Part 4

1999年9月，在“花儿”乐队发表《幸福的旁边》的8个月之后，一本叫做《北京新声》的书，将他们与“麦田守望者”、“清醒”、“新裤子”等乐队一同列为“北京新声”的代表。如今，当“麦田守望者”在音乐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的时候，“花儿”已经和他们当年的战友们渐行渐远。

大张伟觉得这无可厚非：“问题就在，我们后来一直致力于拿音乐当工作了，可那些乐队不把音乐当工作。我们必须要考量它的经济利益和它整体上的发展路线。如果我们还按以前那种方式去做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一工作。其实有一种比喻，就好像80年代和90年代初下海那种意思似的，你就得拼准了，看好了，就照着那去了。”

“你这么说让人觉得太功利了你知道么，容易误会。”郭阳在一旁提醒大张伟。

大张伟无奈地笑了一下：“我永远都是让人误会的。”他继续说下去，“以前更多是一种塑造，现在才是真实的我们。很多人对我们的看法完全是拧过来的，大家老觉得以前我们是怎么怎么真诚。以前其实我们的每一个音符，虽然是我写的，可是都是别人编（曲）的，每一个乐器的声音都是别人给调出来的。还有我们上台让说什么不让说什么，全是塑造出来的，现在才更是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真的是挺想娱乐的一帮人，我们对那些很娱乐的东西很欣赏。很早以前，我们是一种故意姿态式的高处不胜寒，现在我们是真正的低处纳百川。”

大张伟觉得人要先有现实的资格才能谈理想主义：“而且现实逼着我不能沉思，也没有时间让我沉思啊。我要是沉思的话，就没法继续往前走了。我大张伟，就是特别拒绝所有负面情绪的东西，伤感的、沉思的、多愁善感的，是我生活中极力拒绝的，不管是音乐，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我知道是这样的，我基本都不看。我基本上只看一些喜剧的东西，因为自从我们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深刻地发现真是人生苦短，能高兴就高兴会儿，比什么都强。”

很多人觉得“花儿”乐队在音乐风格上的转变，无非是为了钱。石醒宇觉得挣钱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在商业社会中，谁都希望有自己的本领，能够去成为自己的生存手段。”大张伟也承认：“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考量一些东西。”

在2005年发表了《嘻唰唰》之后，用郭阳的话说，他们已经从“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台下的歌迷不再捂着耳朵了，而是和我们一起跳跃。在签售时也可以看得出来，以前来的是那些逃学来和我们一起骂老师的学生，现在歌迷的年龄层扩大了不少，不论老年人还是小学生都很喜欢我们的歌。”就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蔡明还在小品里唱了几句“嘻唰唰”。“花儿”乐队的事业可谓如日中天。

Part 5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2月底，有网友指出《嘻唰唰》抄袭了日本组合Puffy的《K2G奔向你》，大张伟对此的第一反应是特别惊讶：“《幸福的旁边》只是红圈内，红学校而已，并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流传，而且那时候家长可是杀我们的心都有。真正广为流传的就是《嘻唰唰》。我刚想享受点成就吧，嘿，一大嘴巴就过来了。”

当《嘻唰唰》等12首作品相继被网友指出涉嫌抄袭之后，媒体对“花儿”乐队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这和他们在1999年发表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时媒体对他们的一致好评，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大张伟说小时候他也没怎么看过那些乐评人称赞他们的文章，那时互联网还不发达，称赞声大多是口耳相传到乐队这里：“那时候谁见到我们都跟见到自己家孩子似的，摸两下。”他觉得以前的乐评人特别在乎思想性和深度性，“恨不得从你的脚后跟儿剖析到你的头发丝儿。但是我们的成败不是这些媒体所能成就的，我们的成败全是歌迷。他们心里有一把尺的话，乐评人说什么都是那样。”

对于这一点，郭阳觉得当年那些曾经捧过他们的乐评人，对《嘻唰唰》抄袭事件感到非常愤怒，是有点恨铁不成钢。虽然他们觉得有些记者是在断章取义，拼凑并曲解他们的话。但他们也都承受了，毕竟根源是错在自己。

为了以正视听，大张伟又正式表了一次态：“我们确实做错了，我们对这些东西真的是道歉，很多道歉了。不论是公司还是我们，真的是打心眼里从胃里往上翻的这股真情，是承认错误的。”

自从加盟EMI，乐队就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速率。而在新蜂，他们每做一张专辑都要用上两三年的时间。因而有些人将抄袭问题归咎于EMI，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当下唱片业竞争激烈，唱片公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压榨艺人的创作力，才迫使“花儿”走上抄袭之路。

乐队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我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我受不了安静地去想很多东西，我喜欢生活一直逼着我往前走。”对大张伟来说，漫长的等待是一种折磨，“其实我以前写歌也巨快，可是操作巨慢。我们一直在等，早就录完了，死活就是不出。而且一首歌没必要录成那样，非得跟疯子一样把我们都逼哭了才成，无数次地非得让我们这么录。”

至于为什么他们在新蜂时期的音乐从来没有惹上抄袭风波，大张伟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朋克属于类型音乐，就跟周杰伦、许巍一样，他们只会自己抄自己，不会去抄别人。而我们现在做的音乐属于乱炖型，就是搁点这个因素然后再搁点那个因素，我们希望很大融合的这种感觉。”

《花季王朝》于2005年7月出版，抄袭事件于翌年2月爆发时，乐队已经过了宣传期，在乐队印象中，这张专辑的大部分销量还是来自于抄袭事件爆发之前。

换句话说，抄袭事件并不能让《花季王朝》大卖（如果有人认为“花儿”乐队可以因此大捞一笔的话），反而让郭阳意识到，歌迷在流失。究其原因，一方面确实有人因为抄袭事件而对“花儿”乐队感到失望，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在抄袭事件爆发之后，他们一度停止了乐队的一切媒体宣传。郭阳认为，那时大家觉得他们不够真诚，也和他们故意避媒体有关。“公司那时候怕我们太冲动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面对，其实我们并不是在逃避，我们现在也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我们这件事确实是做错了。”

“我们碰到的媒体炒作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正面的，肯定是负面的。”大张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但我们不会拿‘抄袭’来炒作自己，毕竟它是坏事嘛是不是。”

每次说到抄袭，郭阳都一脸真诚：“如果《嘻唰唰》真的是没抄的话，我们到现在肯定是一马平川，一步一步往上走，非常轻松地做音乐，大家其实都想这样。可出了抄袭事件之后，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我是你的罗密欧》时的那种宣传力度，把自己当作新人，重新打拼江山。我们也跟公司说，尽量把我们的行程都安排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那部分给弥补回来。”

其实在抄袭风波闹得最严重的一段时期，躲避媒体之余，“花儿”乐队的演出并没有停。大张伟说：“当时就是有些主办方问我们公司，说这能演么。他们当然也想让我们演出，因为这歌（《嘻唰唰》）红了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众的问题，大众对抄袭这个东西没那么敏感。其实你真去问那老百姓，说‘花儿’抄袭这事你有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他还得回家做饭去呢。他会因为酱油贵而愤怒，他不会因为我们抄袭而愤怒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是做音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负这个责任。”

大张伟觉得《嘻唰唰》出事之后，他们之所以还是可以得到唱片公司的支持，一方面是他们和老板关系不错，更重要的是老板看见了他们这几年的努力。“真的。我个人认为，内地这些乐队里面，我们这两年是最努力的了。我都快吐血了我还能怎么着啊我。不然为什么《嘻唰唰》出事之后，最开始我特别冲动，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血汗都流这上面了，怎么就出事了呢？烦死我了。”

Part 6

1个多月后，当“花儿”乐队开始着手准备《花天囍世》的时候，公司给了他们一个指导思想：“别抄”。大张伟告诉公司，他写歌确实有问题：“我听歌记旋律的能力特别强，可是我记性又特别次。我们家mp3太多了，而且好多歌名上只写着‘1’，‘2’，我知道这是谁的歌啊。”

郭阳深沉地补充到：“不一样的就是‘01’，‘02’……这种说法真的不算推托，这真的是一个事实，有的时候真的你想面对大家说这些，有很多人觉得你们是为自己开脱，真的想拿刀子把自己心掏出来给大家看。这真的是一个事实。” 他在这句话里下意识地用了5个“真的”。

大张伟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写歌，之后从5月到8月，乐队断断续续地走进录音棚，开始制作《花天囍世》。乐队4名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新专辑《花天囍世》中，他们再次发扬了“乱炖”精神，在音乐中大量地加入了“北京元素”，虽然他们承认对北京文化也只能说是略知皮毛，但还是觉得非常爽。郭阳说那种新鲜感，是以前的《幸福的旁边》和《草莓声明》所没有的。

为了避免抄袭事件重演，大张伟写完一首歌，只要觉得和别人的歌有相似的地方，就交给公司去审查。EMI联系了大陆、香港、台湾甚至韩国等地的版权管理机构，找圈内的专业人士来听，只要有问题，就让大张伟回家改，或干脆重写。

此事还殃及了“池鱼”——他们的制作人许经纶。郭阳笑到：“他对我们非常负责任，他已经崩溃到不放过来北京玩几天的台湾音乐圈的朋友。”据说许经纶天天累得红着眼睛，逢人便说：“你帮我听听‘花儿’这歌有没有问题吧？”

《花天囍世》原定9月19日发行，专辑发行前夕，公司上下都给他们发短信互相打气，同时也谨慎地让他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结果谁也没想到第二天它就是全收回去了。”郭阳用一种近似于崩溃的语调说到，“后来公司真的非常非常帮我们，因为到大家冷静的时候再想，张伟他笨，他不至于再这么笨了。上一张确实是有错误，这一张要再这么干的话，就真是把自己的路全堵住了。”

主打歌《大喜宙》被网友指出抄袭了韩国歌手朴志胤的《什么也不知道》。9月18日，火车已经将唱片送往全国各地，但EMI还是紧急决定收回所有20万张已经准备上架的唱片。在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几天过后，整张专辑的mp3已经在网上流传。

对大张伟来说，《大喜宙》被指出抄袭所造成的打击比“嘻唰唰事件”更上一层楼。他说他曾经怀疑这首歌有点像一首韩国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查出版权来。郭阳则形容他事后听到原曲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找这位网友来我们公司上班。”

这张唱片决定回收的时候，大张伟给身在香港的老板打电话，当时老板非常生气，根本不想接，大张伟就一直打。后来老板接起电话说大张伟现在没有人会相信你。大张伟说我知道但我只想跟你说我没有骗你。“老板没有不信任我，关键在于她很崩溃。我也很崩溃，全公司都很崩溃，全世界的人都崩溃了。”

大张伟自言他从生出来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一直担心我会过不好日子，我一直担心我明天会比今天次。这些我已经习惯了，可他们3个人（乐队其他成员）喜欢有张有弛的生活。我就跟他们说，该努力的时候，就不能有弛。只要工作起来了就不能休息，如果你想休息就永远休息。曾经《嘻唰唰》煽起来之后，我们有过一阵懈怠，那时候我没有那么狠地去督促每一个人了，因为我觉得已经有一定成绩了，努力得到回报了，大家可以享受一下成就了，可是这时候就开始出抄袭事件了，又一次把我们几个凝固在一起了。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郭阳也觉得，《嘻唰唰》事件让他们看到了娱乐江湖的残酷性。要不是因为在中国，后起之秀并不那么优秀，他们很有可能已经被淘汰了。

在《花天囍世》里，有一首相声作品《胡说胡有理》。写一首相声作品倒是可以省去音乐上抄袭的问题，但其实这首相声的诞生是出于乐队的生存危机感，乐队意识到，如果要想继续立足下去，就必须超越一个乐队的作为，做一些“乐队不干的事情”。他们要做到独一无二，让别人无法复制。

“比如说其他乐队不可能去写《嘻唰唰》这样的歌，也不可能讲这么多笑话，也不可能编很多小品去演，也不可能跟主持人玩得比流行歌手都过头，可是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几个能走下去。单纯去做一个乐队，总会有比你有才华的人，总会出现另外一个写歌写特好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乱石打鸟……”两秒钟后，大张伟突然又补了4个字：“乱中有序！”

在制作《花天囍世》的过程中，大张伟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最终没有被收入专辑，但其中两句歌词是这样写的：“为了不哭我一直大声笑，明天气焰滔滔；为了不笑我一直拼命跑，明天喜乐飘飘。”这或许就是对“花儿”乐队最好的注解。

(滚石/音乐时空 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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