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画博客终于把封面贴出来了...

去年9月我帮《音乐时空》杂志采访了范晓萱&100%,这次《城市画报》采访是今年3月1号在香港的酒店采的。两篇采访中间隔了不到半年时间,为什么我非跟范晓萱这么过不去呢..? 一方面是去年那次采访给我的时间比较短,觉得没太聊透。二是这次采访之前想到了一个不错的角度,就是让范晓萱的妈妈DD阿姨也出来说话,母女俩一起接受采访。三是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写出两篇不一样的范晓萱专访,按范晓萱的话说,这是一次突破...四是既然去年采访的时候,范晓萱和DD阿姨已经对我有了印象,我也想看看,在互相认识了的情况下做采访,到底是不是能比在不相熟的情况下做采访更深入。

在今年1月12号香港Wild Day Out的庆功宴时,我打算和范晓萱以及DD阿姨表达一下我的采访计划,看看能否成事。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一直犹豫是不是过去说,正巧范晓萱被主办方叫上台拍照,DD阿姨看到我,和我打了招呼。就这样,我就先问了DD阿姨是否愿意出来接受采访,DD阿姨一口答应,范晓萱后来也说没问题,她们还说去年11月在北京宣传的时候,看了我上一次的专访(《音乐时空》那次),觉得写得很好,萱萱还特意写了张纸条感谢我,让一个记者转交给我。结果这么虚荣的事居然凭空消失了,到现在也没人和我提到这张条的下落,问谁谁都不知道...开始有点怀疑是DD阿姨记错人了,不过她和范晓萱坚持说有这事...

言归正传,所以这次的采访,我希望谈谈范晓萱和妈妈的母女情,范晓萱是怎么长大的,DD阿姨在音乐上对范晓萱有哪些影响,等等。想到这个主题,一方面是众所周知,DD阿姨一手将范晓萱拉扯大,在音乐上给了范晓萱不少薰陶,并且现在一直陪伴在范晓萱身边,和范晓萱一起去各地宣传,DD阿姨肯定是对范晓萱影响最深的人;二是去年年底我妈到香港住了一段,也让我对母子/母女关系有了一些思考。

所以这篇采访和《音乐时空》那篇是不同的,《音乐时空》那篇是范晓萱刚刚发行"突破",我想展现她在那个时间点的状态,她的新生;这次是想写范晓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探讨一下她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得忧郁症,然后又再站起来。

采访的标题原本是"关于爱与成长",虽然不算什么好标题,不过是刻意想展示出这是一个过程,也不想流于范晓萱近期的宣传口径(如"做自己"或"突破"..)。遗憾的是最后被改了标题...

另一个遗憾是那8张图片。我问范晓萱和DD阿姨能否提供几张私家照片,采访那天DD阿姨果然给我准备了一个信封,里面是8张她们母女二人的照片,应该都没在媒体曝光过。后来她们扫描了给我。我以为杂志能另辟版面放上大图,结果是放了8张小图,还有两张图片的注释搞反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采访当天,在酒店的20楼的休息室,一共进行了1小时20分钟的采访,看着维港的景色,看着黑夜降临。除了范晓萱的爱情没谈(八卦方面我一向羞于启齿),其他想问的,都问了。

和上次黄耀明采访一样,既然是封面文章,就不贴了。不想买杂志或买不到杂志的,就留下email,我会把文章发给你。

好评请直接发给《城市画报》编辑部,劣评发email或私下告诉我就成了..

>上次范晓萱专访: 摇滚老板娘的新生<

黃耀明城市畫報專訪

   
- 2007-12-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65df701007xgz.html

不到24個小時之後應該就是黃耀明的上海平安夜演唱會了,月初給城市畫報做了這篇黃耀明專訪。大概聯繫過黃耀明採訪的人都會有感觸,他的採訪實在不好約。不好約的原因不是因為黃耀明不喜歡做採訪或者耍大牌,事實上黃耀明做過的頗具深度的採訪並不少,喜歡他的記者或披著記者皮的歌迷,大多是老一代文藝青年或者文藝中年,每篇採訪都是有備而來。黃耀明脾氣也很好,我能想到的一個詞是做起事來溫文爾雅,絕不激進。那為什麼他的採訪不好約呢?除了問問他的唱片公司之外,還真說不出個為什麼來。

總之我在今年6月的時候就想約黃耀明做採訪,當時是想在滾石中文版弄一個香港回歸專題。約了兩個禮拜,最後企宣已經不接我電話了,計劃泡湯。11月中的時候,有一天睡覺之前突然想到黃耀明12月24日要在上海隆重的開他的首場內地個人演唱會,於是決定這次再試試訪問他。當時林編輯很懷疑,說,他的採訪不好約,能約到麼?我就給她總結出了4,5種找到黃耀明的方式,說一條條試吧。好在有了上一次根本找不到人的慘痛教訓,這次總結出了不少經驗。

我從11月中開始約採訪,找了英皇也找了人山人海。本來那邊答應29號可以借黃耀明為潘迪華站台的機會做採訪,但後來也臨時取消了。事情直到30號才有了眉目,最後採訪被約在12月5號,離我的deadline只有4天時間(當然我用了慣常的耍賴技倆,又把deadline推了2天)。

5號採訪的時候,地點在尖沙咀海港城旁邊的海運碼頭,這是一個貨運碼頭,屬於禁區,出入控制嚴格,檢查身份證居然用了15分鐘。城畫的攝影師當天上午發現通行證過期,臨時從香港找了攝影師。時間是下午4點半,當天天氣很糟,灰濛濛的,4號之前都是大晴天,只能感嘆運氣不太好。這也影響了照片出來的效果吧。

黃耀明見到我的時候說:"我好像在哪裡見過你?"我說是啊,就是綠色和平演出那次,跟著麥田守望者混到後台的時候見過,但沒說過話。

拍照大概1小時後,我們到海港城的一家西餐廳採訪。我拿出我的iPod和TuneTalk準備錄音的時候,黃耀明說他也用這個,但是有時不太可靠,錄出來的東西會跳音,找不到原因。原來他的TuneTalk也有這樣的問題,看來不是我這邊一個人的問題了。

採訪進行了1個小時10分鐘左右,黃耀明語速非常慢,說每句話前要想很久。我從上海演唱會開始和他聊,聊了5分鐘就非常後悔,因為上海演唱會是我約這次採訪的幌子,我並不真的那麼想在文章中推測他到底想在演唱會上唱什麼,只是想要在這個時間點和黃耀明約採訪而不提上海演唱會,大概會有點讓唱片公司生疑吧?

最後宣傳人員屢次催促我,我還是有很多問題沒問,我看在那種"再多給你10分鐘"的情況下,黃耀明也不可能踏實下來深層次的回答問題,所以就說能不能在兩天內再找個時間訪問。

於是7號的時候又做了一個半小時的電話採訪,我把之前沒問到但我比較想了解的問題集中問了一下。效果還可以。其實6號晚上的時候唱片公司開始只答應我20分鐘的電話採訪,我說太短了,唱片公司有點氣憤的說,我看給你5個小時也不夠。我心想,說的沒錯。不過我也必須理解黃耀明最近工作非常密集,能抽時間給我已經不錯,何況之前我同意的採訪時間是拍照+提問共2小時,他們已經多給了我不少時間了。

8號的時候在嶺南大學一個關於流行音樂的講座上,我又碰到了黃耀明,他打手機的時候猛然一抬頭看見了我,估計他肯定有點奇怪我怎麼到處跟著他啊哈。

因為我並不是黃耀明或者達明一派的fans,所以這次採訪補了不少課。我一向比較能理解樸實的吉他樂隊,但對於黃耀明這種電子多過吉他音樂,受New Wave影響比較多的音樂人,就覺得始終有點距離感。另一方面,在我看來,廣東人和上海人似乎更能把黃耀明寫的像黃耀明,因為黃耀明太南方了,而我做不到,要我去學南方人的文筆,肯定一敗塗地。

我也想了很久自己為什麼要採訪黃耀明,又沒人逼我採訪他。我想自己多半是受了一本叫"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的書的"毒害",對香港樂隊的歌詞中所表現出的一條政治社會路線圖特別感興趣,書中只探討到1990年,但這條路線延續至今應該是84-89-97-00-03-07。07或許是比較弱的一個年份,就像黃耀明自己在採訪中說的,07年比想像的平淡,回歸10年和回歸9年,8年沒區別。但對我來說,能在07年的最後一個月採訪黃耀明,了解一個香港流行文化icon對於他自己的作品和社會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雖然很多事就算爭取不到,也沒什麼好遺憾的。

另外採訪前可以預想到黃耀明對他或達明時期歌詞的解讀一定是開放式的,我想如果能體現出他對一些事情的不置可否,大概也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展現出他的"曖昧"性格吧。我可不想靠把文章寫的很酸去展現他的性格。

不論這篇採訪是否真的像一篇標準意義上的黃耀明採訪,反正它解讀了很多我對他的疑問。我是不會為了幫他宣傳演唱會而做這次採訪的哈。

這次準備採訪的時候聽了達明一派和黃耀明基本所有的專輯,不得不承認他和劉以達實在厲害,黃耀明在solo作品中營造出的美感也非常牛x,足以奠定他的地位。不過必須承認的是,和黃耀明本人的接觸並沒有像他的音樂那樣給我很多觸動,以至於寫稿子的時候,並不覺得自己的內心受過很大衝擊,這也許和黃耀明近年性格更趨平淡有關。

最後,對於一個不知名"自由撰稿人"來說,能給城市畫報寫一篇封面文章是很虛榮的事,說來這不過是我第二次封面文章,第一次是口袋音樂陳綺貞專訪(出版日期在05年中)。特別是當得知同期還有安妮寶貝的深度專訪時,以為這次封面文章的事又要與我無緣了呢。安妮寶貝是城畫的讀者群極度關愛的對象,我想這次黃耀明之所以還是能出現在封面,我給自己的解釋是,大概這是黃耀明第一次接受城市畫報的專訪,再者城市畫報總部在廣州,他們或許多少有點達明情節。唯一有點懊惱的是,自己太緊張,沒有自己期待的寫的好。

雜誌上標明是28號上市,但現在市面上已經可以買到了。城畫的出版日期在明年做了調整,1月1日會出版新的199期,所以198期提前了一個禮拜就上市。既然是封面文章,就不貼blog了,想看文章不想買雜誌的,可以留email給我。

写前边儿:

这篇文章有一个每次看了都想笑的结尾。因为是我在香港采的,杂志在10月底已经上市, 等到范晓萱一行10月底至11月初到北京宣传的时候,范晓萱本人已经看了文章,据说她的评价是:“写的有点那个……”估计是因为这个结尾哈。另外据说范妈妈看过文章之后说我很了解范晓萱。有这评价我就很满足了。

文章尽量少引用对话,免得像采访记录。用了一些中小学生分析课文时常提到的小伎俩,比如前后呼应啥的,就是好玩吧。

希望下次采访能多给我点时间就好了。

文/雷旋

Part 1

电梯门开了。几个一看就是摇滚乐手打扮的大块头儿走了出来,有人露着胳膊上的纹身,有人留着一把拉登式的山羊胡子,他们彼此说笑,但散发着凶神恶煞的气场。跟在后面的黑衣男人身材略瘦,应该是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他和我打了招呼,并示意所有人进到对面的那间会议室里。走在最后面的是在大块头儿们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瘦小柔弱的范晓萱,身边跟着她的妈妈。范晓萱的妈妈认出了我,和范晓萱耳语了几句。不过范晓萱没有扭头看我,只是径直朝会议室走去。直到所有人都坐定,她才露出浅浅的微笑,礼貌地和我打了招呼:“去年见过,也是在这里。”

如果有人在一年前见过范晓萱,一定会记得她微笑的模样。对于一个还没从抑郁症中完全恢复的人来说,微笑是不错的交流手段。我也记得一年前我是用什么手段换来了她的微笑:我提到了她男友的乐团“鸡腿饭”。

如今“鸡腿饭”已经解散了,她的男友就坐在屋子的另一头,官方身份是范晓萱的吉他手。和男友一起组团,意味着范晓萱已经正式展开了她的新生活,并且从抑郁症中完全康复了。

要了解范晓萱如何从一个偶像明星变成坐在我对面的摇滚歌手,就必须要了解她在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不过强迫一个快乐的人去回顾她难熬的岁月多少有点残酷,于是直到采访进行了20多分钟后,我才鼓起勇气问到:“可以再问一个关于你以前的问题吗?那次重返舞台的感觉怎么样?”

我要问的是2001年9月她在香港伊利莎伯体育馆的两场演唱会。那年8月,就在范晓萱即将出版她首张独立制作的专辑《绝世名伶》前夕,八卦杂志不负责任地报道范晓萱和好友小S、阿雅开“摇头性爱派对”,这件事让范晓萱情绪低落,她决定放弃一切宣传活动,避免媒体把焦点集中在八卦周刊事件上。

谢天谢地,范晓萱并没有从此人间蒸发,一个月后,她在两晚共5千香港歌迷的见证下,重返舞台。演出实况随后被收录在《绝世名伶演唱会》内,这是人们关于那个曾经的“小魔女”走向抑郁症前最后的美好回忆。

不过出乎我的意料,我面前的范晓萱显得比还我要轻松:“以前的问题你憋到这么久才问。”她呵呵的乐着,向我开着玩笑。她的胳臂下意识地搭在我们中间那张有半米宽、被空调吹得冰冷的木桌子上,身体微微前侧,尽量凑近我的采访机,做好了应付一切提问的准备。对于一个能够在媒体前坦然面对自己身患抑郁症的人来说,这点坦白总是应该有的。

接着她彷佛用尽力气回忆了一下,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灵魂出窍,很想赶快下台。”

“可是从DVD来看,我怎么觉得你越演越兴奋呢?”

她忽然抬起双手,激动的说:“因为可以下台了呀。”她笑着,把双手一摊。“就要结束了,我当然很High啊。我以前很怕表演,我不知道站在舞台上到底要干嘛,那次上台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赶快结束,我在这个方面很懦弱。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去年一起在香港表演了几场之后,才勾出了我的表演欲。”

她口中的“我们”指的是她的四位100%乐团团员,不过她没有扭头去看他们,也没太在意坐在旁边的妈妈,以及她的两位宣传人员。她毫不迟疑的说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当一个歌手就是要像现在这样子的,原来我之前都错了。”

Part 2 

今年8月,当范晓萱身着色彩绚丽的连衣裙,与她的100%乐团以“范晓萱&100%”的名义发行这张摇滚EP《突破》时(范晓萱更愿意称之为专辑而不是EP,因为她投之其中的心血和投资,并不亚于制作一张专辑),所有人都感到一种习以为常的震惊。自从范晓萱在独立唱片公司发行唱片以来,从爵士风格的《绝世名伶》,到打破宗教、音乐和语言界限的《福禄寿》,再到抑郁症时期的产物、甜美又忧伤的《还有别的办法吗》,人们已经习惯了她的快速蜕变。

“遇见他们对我来讲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许是过去我没有这么大的对于快乐的感觉,我都觉得淡淡的。可是遇到他们,我才知道,原来快乐是可以这么明显的。”深陷在沙发椅里的范晓萱没有穿她那套亮眼的造型服装,只是简单穿了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薄毛衣。几乎把事业重心移到香港的她,想必早已习惯了香港空调的厉害。她妆不浓,黑色的眼影,长长的睫毛,衬托着小小的脸庞。嵌在她那对儿小红嘴唇右上角的一颗唇环,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

2006年至2007年中,范晓萱在香港举行了3次演出之后,她的伴奏乐队逐渐固定了下来:男友吉他手Allen,贝斯手哞,鼓手Robert,以及香港女键盘手Vee。后三人个个是横跨港台流行与摇滚圈的顶尖乐手,即使履历稍短的Allen,也曾经主导“鸡腿饭”,玩着在华语世界独树一帜的Rockabilly乐风。他们将团名取作100%,表示他们褪去了伴奏乐队的身份,和范晓萱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参与创作的过程。

乐队第一次以完整的5人阵容登台,是今年9月底在香港的一次签售会。虽然他们在现场只玩了EP内的三首作品,而且还非常不够摇滚的和歌迷做了10分钟的互动游戏,但在场的人都发现了范晓萱身上惊人的变化:她不再是以前那个会怯场的范晓萱了,她不仅嫌台下的歌迷太害羞,在舞台上说“就疯一下吧,有的时候不用那么拘谨”,还会如乩童上身般的甩甩头——这和《健康歌》里的“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可完全是两码事。

范晓萱解释说:“我真的喜欢这样的自己,这样的表演方式。因为其实身为一个表演者,你很痛苦的是,你明明在家里可以唱那么好,你为什么因为怯场就扣分?怯场就像一个人的弱点,你要去克服其实很难。可是如果你可以胜任的话,你会觉得,你可以掌控自己的程度越来越高了,以后如果遇到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是有难度的,你都会相信一个希望,一个可能性。”

EP中的前两首《属于》和《那种女孩》是对往日范晓萱形象的一次彻底颠覆——不仅是编曲首度尝试了激进的新车库摇滚曲风,范晓萱的歌声也前所未有地嘶吼了起来(2004年的《战》是个例外),这绝对是对她过往玉女形象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特别是她在《那种女孩》里的疯狂表现,让人想起了Karen O或椎名林檎——不过别太轻易下结论,范晓萱在附歌部分不停地唱着的可是:“做自己!做自己!”

有人告诉她,其实她的个性是非常摇滚的,这让她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我的生活就是摇滚的,只是我过去都没有用对的音乐方式来表达我的那个部分。以前外界会觉得,你唱那种(抒情)歌可是你为什么感觉那么叛逆呢?可是当我现在去做摇滚的时候,一切就合了。”

范晓萱会变成一个摇滚泼妇吗?当然不会,舞台下的她仍然语音轻柔,和舞台上的她判若两人:“这次玩摇滚乐,我觉得在声音上也会是我的突破,我要打破我以前的那种声音,打破我的力量,粗一点唱起来就是不太一样。就连我现在去唱《健康歌》,也一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虽然她现在并没真的打算在舞台上唱这首歌,但她脑子里还是蹦出了一个可能让仍然沉迷于那个“小魔女”的人崩溃的鬼主意,“或者搞个电子版的,很迷幻的。哈哈,哈哈。”

不过与之前几张唱片相比,范晓萱这一次还是稍作了妥协,她没有在EP中使用全新的词曲。其中第三首作品《Why》,是一首横跨10年的作品。10年前,范晓萱根据一首她很喜欢的歌词谱了曲。“那之后,它就被我遗忘了,这一次突然再整理自己的Demo,听到这首歌,很有感觉。因为我所用的旋律,是我当时那个年纪用的旋律,可是我很想用现在的心情跟现在的声音来唱。”她尝试和10年前的自己对话,但这显然不是出于怀旧。

Part 3 

毕业于台湾著名学府、光仁中学音乐班的范晓萱,从小已经展露出她的音乐天赋。她的母亲是名酒吧驻唱歌手,唱西洋歌曲,听爵士唱片,对范晓萱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范晓萱通晓长笛和钢琴,也曾经是学校合唱团的指挥。不过最让她引以为豪的还是她的创作天赋。众所周知,她的第一首作品《自言自语》写于14岁。16年后的今天,这首作品仍然是卡拉OK里点唱频率极高的作品。“《自言自语》写出来是要做毕业歌的,那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创作的感觉。可是那个时候的歌词不是现在的歌词,而是‘青青的校园里’那种,呵呵。”

《自言自语》最终成为她1995年12月发行的专辑的标题曲,也是她第一首广为人知的原创作品。然而范晓萱不仅没有因此接近她的音乐梦想,反而背道而驰。1996年至1997年期间,她在公司的建议下,先后发行了五张“小魔女”音乐作品专辑,抢攻儿歌市场。

范晓萱向外界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反击”信号,是她自己理了个大兵头。1998年,她以这个形象出现在专辑《Darling》的封面上,首次在专辑中拓展出爵士(《蓝旗袍》)等多元音乐风格,并加重了自己的创作比例。要说明的是,那个造型可不是唱片公司的包装手段,而是她自己的主意。

“我很早就想做那个造型了。”她解释说,“唱片公司当然会担心我,但既然我之前接受公司的建议去唱卡通歌,那我现在唱完卡通歌,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给我我想做的音乐了?最后他们还是给了我这个尊重,不然其实我没有办法再跟他们继续合作下去了。” 随后于1999年发行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进一步摆脱了《Darling》中残存的流行歌手气质,并为范晓萱在第十一届金曲奖中赢得了“年度最佳专辑”等两项重要奖项。其中对于“年度最佳专辑”奖,金曲奖评审给出的评语是:“将现在流行的各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为国语市场的情歌主流丰富词、曲、编的新意,范晓萱也在这张专辑中发表自己的全新创作。”《我要我们在一起》是范晓萱在福茂唱片旗下出版的最后一张唱片,也为她进入21世纪后继续深入探索各种音乐风格铺平了道路。

不过与此同时,她的行为也开始被外界理解为一个少女成长过程中的叛逆。她右半身越来越密的纹身、耳朵上和双唇周围越来越多的洞眼儿(包括那颗向梦露致敬的“美人痣”唇环)让一些人难以接受。我很好奇她这么干是出自与生俱来的天性还是迫于无奈的反抗:“你在进入娱乐圈之前叛逆吗?”

她靠在椅背上,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觉得我叛逆,我觉得我非常的乖。”她笑了笑,并且很肯定,肯定到并不需要从妈妈的眼神里得到肯定。不过她的妈妈倒是在一旁对我点了点头。

她继续说到:“我以前会怀疑,大家说我叛逆,我是不是真的很叛逆?可是到现在我30岁再去看我的过去,我发现其实那只是每一个人很正常的阶段,而我的阶段是曝光在公众下面的。谁在十几岁的时候不会这么青涩?每个人都很可爱啊。谁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叛逆,那就是非常正常的时期,只不过(我的生活)是摊在大家的目光下而已。”

说到这,范晓萱滔滔不绝,但偶尔需要一些停顿支持她的想法。“其实我没有想要表现叛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众就是觉得你穿个洞、刺个青、染个发,就等于叛逆了。那是他们的标准,我不予置评。重要的是,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还是不是一个好人?我有没有在我的工作上面尽责?我是不是有礼貌?我是不是善良的?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不Care。”她轻轻一笑,把所有因被误解而产生的不悦抛诸脑后。

“你现在怎么看待《健康歌》和那段‘小魔女’时期?”

“我不会对那段时期持否定的态度,毕竟它是一个成功的事,它打开了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市场(儿歌市场)。不过它的成功也注定了我后面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会格外的艰辛。” 

我努力理解她的意思,“突破”和“反叛”不过是对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如今30岁的范晓萱,选择了“突破”。她没有否定过去,她依然会用现在的方式去诠释过去的作品,在10月4日的台湾“屋顶音乐节”上,范晓萱和100%一口气表演了20首作品,歌曲清单囊括了从“小魔女”的《冰激凌的祈祷》到未发表新作《电影》间各个时期的作品。“我没有觉得主流不好,你知道吗?只是我觉得人生一次,我应该朝我的理想去发展,后半段要怎么选择自己的音乐路,这是非常个人的,我要我自己做决定。”她说。

Part 4 

范晓萱一年前曾经对我说:“虽然以前我做的并不完全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但前面那段(做主流艺人的)时光,对后面是非常重要的。”她的意思是,她仍然享有流行歌手时期留下的财富:知名度和在这个圈子里处世的经验。即使如今她的音乐比较小众口味,她也不需要低估自己的知名度,太为宣传卖命。

如今她努力回到现场,接近大众,只不过是因为她开始发自内心地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了。她说:“我想要快乐起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悲观到我自己都腻了,然后就想说,我前面这30年,都在这种情绪里,腻不腻?每个人做自己只能一次,那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开发自己其它的部分吧?所以我开始想法变正面,包括做音乐,或者出去演出的时候,不会有一种在这个行业里呆久了会有的疲乏感,反而会充满活力,有一种‘我要表演,我要唱歌给你听’的感觉。”

如今,范晓萱的说话方式不时会让人想起台湾的另一位女歌手张悬,她们都是在人生的路上坎坷过的人,她们的嘴里总会蹦出几句充满哲理的句子,无意间泄露出她们都是认真思考过生活的人。“以前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喜欢的东西那么少人喜欢,你会对自己有怀疑,可是慢慢的你会明白,你自己确实不是大家口味的那种人。”她冷笑了一下,“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群人跟你的口味是一样,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了,不再是孤芳自赏,没有那么孤单了。”

接着她转换成一种身为“老板娘”(这是歌迷现在对她的称呼)的口气,身为独立唱片公司的老板,她要忧心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乐队的前途,还要忧心公司的前途:“没错,销量是非常现实的,我们没有办法像大公司那么有宣传费去打广告、下预算,这张专辑注定会很慢热。我们必须一直表演,然后口耳相传,必须用行动去让别人喜欢你。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扎实的。我不要那种很炫目的,好像现在一直看到你的节目,看到你的出现,所以感觉你很红;我要的是‘我看到你,听到你的音乐跟表演,我们就是喜欢你’。”

范晓萱努力回答我的问题,她甚至问我还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她并不是那种会坐下来向你长篇大论人生感悟的音乐人。她不会轻易敞开心扉,但她可以保证她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

我对她说:“大概没有人会像你一样,每张专辑都在做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范晓萱沉默了两秒钟,看上去倒不是对“根本性”三个字产生怀疑,而是发现华语乐坛里确实只有她在这么干。“当一个歌手被定型之后,要再去创造别的音乐其实很难,市场的接受度和公司的开放程度都是问题。可是我想要玩不同的音乐,那我怎么办?我只能用自己的专辑去玩。”“突破”通常只是一个宣传标签,但范晓萱可是玩真的,“比如我要做爵士,如果我不去跟那样的音乐人接触,我不去学,不是真的去唱,看看自己唱不唱的到,我没有办法实际学到什么。既然做音乐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就要去学不同类型的音乐,好好玩一场。” 

Part 5

范晓萱曾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乐坛的小甜心,也曾经是本世纪初最酷的女音乐人之一,如今这两种气质在她身上并存:她亲切随和,仍然可以是大众的偶像;她善于思考,保持着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感性与态度。

“你知道,这一行要承受很多舆论的压力。”她停顿了一下,或许是想到了她和八卦周刊间的不愉快,也或许是想到了每一次转变曲风后人们对她的议论,“当你自己不够坚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很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卡住了,但我的宗教道教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当我的信仰很坚定的时候,它除了可以给我一些鼓励之外,还可以全心全意让我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

空调的嗡嗡声填补了话语间的空隙。棕黑色光滑的桌面上,摆着一张《突破》的精装版CD,作为唯一的点缀。封面上,范晓萱在鲜艳的火焰中高举双臂,摆出一个婀娜多姿的S型,像是涅盘的凤凰。这个姿态说明了一切:在体验了娱乐圈的冷暖炎凉,并经历了长期的“抑郁”时期之后,范晓萱希望人们能明白,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积极的做自己,是她日后生命里的唯一主题。

“最后一个问题,这张专辑对你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获新生的标志吗?”我明知故问。

她身子不由地向后靠在椅背上,轻轻的说了一声:“你觉得呢?”我注意着她嘴唇的张合,努力想利用最后的机会看清那颗唇环的样子,但灯光反射在上面,显得异常刺眼。对面已传来平静如耳语般的声音,清晰而简单的四个字:“我觉得是。”

(音乐时空11月号)

封面Linkin Park,11月底前还买的到,有兴趣的就去买本杂志吧,还有杨公3张独家大照片。

>采访花边<

>2006年2月采访范晓萱<

My Interviews (目录)

   
- 2007-11-13
Tag: 专访

做一个目录,以后查起来方便,缓慢更新中︰

2008
范晓萱︰关于爱与成长/30岁后做自己 (城市画报2008年4月,Issue 206)

2007
黄秋生︰十年前的一把火 (滚石/音乐时空2007年3月)
Tizzy Bac:好运总在发牢骚的时候降临 (城市画报2007年7月27日,Issue 188)
范晓萱︰摇滚老板娘的新生 (音乐时空2007年11月)
魏如萱专访 (城市画报2007年11月23日,Issue 196)
黄耀明专访: 我现在会更含蓄  (城市画报2007年12月28日,Issue 198)

2006
范晓萱小采访(Sina.com 2006年3月)
Beyond日本乐与怒 (滚石/音像世界2006年7月)
麦田守望者: 人生的秘密抽屉 (滚石/音像世界2006年9月)
旺福乐队小采访 (Sina.com/阿麦书房号外Issue 03 2006年12月)
花儿乐队: 生活会逼着我们往前走 (滚石/音乐时空2007年1月)

2005
崔健专访 (号外2005年4月 Issue 343)
陈珊妮专访 (号外2005年4月 Issue 343 )
田原专访(新视线)

2004
龙宽九段:流行音符下的非主流叙事 (口袋音乐Issue 06)
我饭也没吃就决定赶去拜访切尔陈绮贞 (口袋音乐Issue 07)
张亚东专访 (外滩画报)

近期有强烈意愿采访(排名分先后)︰
许冠杰,張懸,林一峰,周迅。

 (不小心误删,重新贴一下……)

 写前边儿:

这篇是我在《城市画报》发的第一篇稿子,标题是编辑取自我的结尾,而我的结尾是在严重熬夜/睡眠不足的状况下,想赶紧上床睡觉前编不出结尾胡乱写的一句话,醒来的时候编辑已经拿去做了标题。我觉得也成。反正我写东西一般都不会起标题,这么一来还有点儿首尾呼应呢...

这篇稿子一直没放出来是因为一度觉得写的一般。过程是这样的:熬夜熬晕了(觉得写的不好),编辑喜欢(我就觉得好),杨公Closer等台湾同胞说对台湾fans来说没啥新料儿(我又心虚了),不时的拿出来看两眼(我又觉得还不错)。整体的思路是想锻炼自己可以多些描述,黄秋生那次料儿不错但是自己描述不多,是个遗憾。上个月写的范晓萱是同样的锻链目的,比Tizzy Bac这篇更进一步。范晓萱那篇已经出版了,是11月的《音乐时空》(封面Linkin Park),所以想着范晓萱那篇都出来了,就把Tizzy Bac先贴上来吧。

Tizzy Bac虽然不算大牌,但毫无疑问是我最喜欢的台湾乐队之一,《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对我来说也是一张5星级的经典作品。这种感觉在近1个月听了他们的不插电现场专辑《聊聊吧》、从不同角度(不插电)聆听他们的作品之后,更为深刻。

这次贴上来之前又小改了一两句,影响不大。

文/雷旋

Part 1

在连续下了几天的滂沱大雨之后,香港燥热的太阳又爬了出来,Tizzy Bac的贝斯手哲毓,还有睡眼惺忪的鼓手前源,正坐在香港铜锣湾的一座酒店大堂内。旁边是他们的老板,“弯的音乐”的阿斌。就在我们等待女主唱惠婷下楼的空档,我问他们:“我们去哪里做采访?”阿斌透过酒店大堂的落地玻璃窗,遥指街对面的麦当劳,“不如我们去那里吧。”我瞄了一眼酒店地下一楼138港币一位的自助餐餐牌,叹息了一声:“还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吧,采访要录音。”

20分钟后,我们人员齐整,走到不远处一间空荡荡的西餐店,坐了下来。在我对面的这3个看起来有点疲惫的家伙,一天之前刚刚给100多位歌迷献上了他们的首次香港演出。场地不大,门票在零宣传的情况下,一周卖光。虽然一开始观众们似乎呈保守观望态度,但当乐队唱到一半时,台下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高潮让乐队也吓了一跳,从那一刻起,三个人的嘴上始终挂着一种憋不住的笑容,直到演出结束。打起鼓来披肩发飘逸的前源说:“就是觉得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突然动起来了。”惠婷补了一句:“对啊,大家好像一下就醒了,前面都要睡了。”

这是他们惯常的调侃。其实他们有着丰富的演出经验,经历过从商业演出到酒吧演出再到音乐祭演出的各种场面,甚至还曾作为台湾的代表,参加日本富士音乐节演出。他们“视演出为乐队生命”,至少前源这么形容。

而现在,他们已经征服了香港的观众,并将在两天后征服北京的观众。总的来说,他们走运了。至少比同公司的另外一支乐队旺福要幸运一点,据说旺福因为在成名曲“水蜜桃挽歌”中唱出了诸如“成熟的蜜桃,满脸都是毛”这样的歌词而不得不一直推迟进军内地市场的机会。但是,Tizzy Bac已经启程了。

Part 2

Tizzy Bac的成功80%要归功于乐队去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这张专辑为乐队赢得了三个重要奖项:他们的第一个金曲奖奖项——“最佳专辑制作人”,以及头两个内地奖项——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乐队”和“最佳封套”。

其中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分量最重,因为得奖的不只Tizzy Bac三位成员,还有同为这张专辑制作人的阿斌和女歌手许哲珮。这一方面是对Tizzy Bac音乐本身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肯定了Tizzy Bac及幕后的整个工作团队。

“这种人都可以拿到奖!”哲毓开始调侃起他的老板来了,弄得阿斌一脸无辜。

这张专辑有一个抢眼的标题,哲毓喜欢用含糊不清的口吻像含着一口热茄子一样讲出来,但同时,“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这13个字也完全有实力可以和“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等并列为最上口的专辑标题。这奇怪的名字是谁想的?众人一齐指向阿斌:“他!”,“他!”,“他!”。

惠婷说:“开始的时候我就想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喜欢的。像我当初想了一个名字,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早上起床的时候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那多么酷啊’。我问老板(阿斌)说,这个名字好不好?他就打了一串省略号,然后说,‘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他是在说我的脑袋怪,结果我们说,就是这个﹗”

阿斌本来躲在一边不想说话,想不到还是被扯了进来:“其实他们自从加入本公司之后,就开始乱讲话了。惠婷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想专辑的名字是什么,她目前已经想了几十个了。我就觉得他们变成这样,大部分都是因为我害的。”

专辑标题传递了唱片哀怨、戏谑、苦情的感情基调,也与歌词相互呼应。负责写歌词的惠婷说:“我希望写的是比较贴近生活的东西,所以想把不好的经验也写下来。因为我觉得那种负面的经验也是很深很大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比快乐的时候还要多。我觉得应该去正视它,思考它,然后让它成为你成长的助力,所以会把那样负面的经验写进来。写第一张专辑的歌词时,年纪比较轻,第二张也许是刚进入所谓的大人世界,觉得比较苦。那么也许之后,会到一种法师的境界也不一定,看破一切。”

阿斌事后透露,惠婷的生活很单纯,不常泡夜店,朋友也几乎都是地下音乐圈的,“不算多彩多姿,有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像她自己讲的,她有些歌词是来自电影,比如《Sideshow Bob》的灵感来自《辛普森家族》。其实她应该不算苦,应该算是爱发牢骚的那种吧。”自从发行第一张专辑以来,惠婷念念叨叨的主唱风格就被扣上了“牢骚系”的帽子。

《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的作品创作时间横跨三年,其中乐队将2004年就发表的《查理布朗与露西》和《You’ll See》做了重新编曲。而《疯狂的猪》和《Tissue Time》则是在《甚么事都让我分心》时期创作的作品。同时专辑的录音耗费半年之久。一方面乐队检讨了第一张专辑《甚么事都叫我分心》单薄缺少铺底的编曲,惠婷在钢琴和弦乐编排上花了不少时间,让音乐更丰富。另一方面,乐队找来许哲珮,帮惠婷润色歌声,编写主唱及和声部分。

《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的进步显而易见。在丰满的编曲下,惠婷的女声嗓音和一手轻快的钢琴弹奏,与哲毓低沉的贝斯以及前源暴虐的鼓点形成了有趣的平衡,于是问题又回归到最基本的层面上,“组乐队的时候真的从来没想过要有一个吉他手吗?”

“这样看起来比较特别,才可以骗吃骗喝。”惠婷笑着说。“因为键盘手通常都是在旁边做陪衬,可我只会弹钢琴,又想玩音乐,所以我站在后面就有点无聊,受不了吉他手总叫键盘手不要弹那么多。于是想刻意组一个没有吉他的编制,看看这样子可以玩出什么。我们现在也不想增加一个吉他手来增加自己的困扰,也不用考虑吉他手大爷什么时候要Solo了。”

Part 3

Tizzy Bac的影响力,体现在他们让台湾的乐团意识到了键盘的重要地位。说到这,惠婷露出一份自豪的神情,刚才还低头喝着她的Lemon Honey,忽然挺起胸膛靠在沙发靠背上:“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影响,但不能拿爵士团来比啊,摇滚的我们是第一个吧,哈哈。”前源和哲毓同声应和:“是是是是。”阿斌在一旁突然蹦出一句广东话:“好犀利啊。”惠婷接着说:“有很多比我们年轻的乐团会开始重视键盘的地位。比如‘宇宙人’,‘雀斑’,‘这位太太’,一大堆。”阿斌打趣说:“还有‘电视后面’。”电视后面?哲毓忙解释说:“其实并没有这个乐队。是有一次我们在高雄表演,在电话里讲我们的名字,‘你知道怎么写吗?’,‘哦知道知道’,结果就被写成了‘TV Back’——‘电视后面’。”

不过让人更为好奇的是,在非主流与主流艺人界限渐渐模糊的台湾,像Tizzy Bac这样一支靠口耳相传、靠演出积累人气的乐队到底能卖多少张唱片?

问到这,Tizzy Bac三个人忽然瞪大了眼睛,比我还期盼着阿斌给出答案。阿斌打太极拳似的说:“我觉得在Indie里我们算不错的了,甚至于比一些台湾的主流的歌手卖的都好。”不料惠婷追问到:“那是几张?他一直在问几张。”阿斌支支吾吾地说:“大概七八千张左右吧。”哲毓笑说:“他怕讲了数字我们找他要钱。”

阿斌:“我是怕讲出来会伤害到一些歌手啦,哈。我觉得作为他们最大的好处,是买他们的专辑的都是喜欢他们的音乐的,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偶像崇拜啦。”

“偶像崇拜”四个字让Tizzy Bac三个人颇为脸红,但阿斌的话在两天后得到了验证,Tizzy Bac在北京的两场演出都挤满了观众,其中有本来就听过他们喜欢他们的歌迷,也有闻风而来看热闹的。乐队受到了热情的簇拥,待遇级别直逼偶像崇拜。虽然在其中一场演出中,现场断电两次,但观众们的兴致没有被削减。第二次断电刚好是全场最后一首的尾声,前源在现场漆黑、音响没声的情况下,把鼓打完,把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阿斌在北京的电话里告诉我:“最初我们也不晓得会有多少人来看Tizzy Bac的演出,这次也没有赞助,但最后收支总算打平了,比原先想的已经好很多了。其实就是要赔也要来,因为我觉得第一步一定要跨出去。”

我想起我们坐在香港的西餐店里,一桌人围啃着一张12吋披萨,谈到对北京两场演出的期待时,惠婷模仿着一股北京腔,阴阳怪气的说到:“下来吧你,别唱了,回家吧你。哈,希望不要被骂下台就好。”

这是一家小成本的独立唱片公司旗下一支摇滚乐队的调侃,但是好运总在他们发牢骚时降临。

from 《城市画报》Issue. 188.      2007.07.27.

>采访花边<

分页共3页 1 2 3 下一页 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