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专访：十年前的一把火
文/雷旋
Part 1
在香港太子界限街的一幢小楼里，黄秋生正在片场忙碌，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褂子，声音显得有点嘶哑。趁着休息的空档，他走到隔壁一间乱堆着各种杂物的休息室内，坐了下来，把扇子斜插在脖子后面，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书的名字叫《惊涛岁月中的香港黑社会》。他气定神闲的样子还真有点像是书里记述的人物。
“小时候有没有跟那些小混混一起混过？”我好奇地问他。
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说：“我就是小混混。我还要跟？”他像一个被轻视的枭雄，骄傲的回首自己的往事，却又摆脱不掉孤独的侵扰，“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大帮人，都是独来独往，非常孤独的一个人。每一年，我最恨新年，最不喜欢过节，每一次都是人家都很热闹，然后我就自己一个。”
“你妈妈呢？”
“我妈妈要照顾她结婚的那边。”
“和继父的关系呢？”
“不好……也不是不好，也不是好，是没关系。每年过节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没有地方去。”
单亲家庭，家境贫寒，问题少年……黄秋生坎坷的成长经历让人宁愿相信那是他有所成就之前的必要磨练。而现在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中年男人，他的身份是演员，两部电影的导演，他得到过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等重要奖项的肯定，并且已经凭电影《面纱》向好莱坞伸出了半脚（他在里面只是个配角）。较少被人知道的是，他还出版过三张摇滚唱片，其中第一张唱片《支离疏》曾让他名列当年香港商台和新城电台评选的“最佳新人”。
Part 2
我递给他《支离疏》的歌词本，这张唱片发行于1995年。他看见封面上自己的照片，竟然愣了一下，然后有点兴奋地说：“哇，你看那时候我多帅。那时候还没有生病。”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歌词本，感叹着自己12年前的青春。他和12年前一样留着胡子茬儿。歌词本里的他愤怒、凶狠、有点邋遢，很可能是故作邋遢。而现在的他稳重、沧桑，并且胡子已经开始发白。“这个是审批时涂掉的。”他指的是印在封面上的那句“Have A Nice Day … Someone”里被涂掉的字。他像在做一道填空题一样，一笔一划，认真地用黑笔描上了那4个在审批中壮烈牺牲的英文字母：“F-U-C-K”。
他开始给我讲述他的音乐历程。歌手并不是他的主要身份，但想要了解他的人不会错过这一段儿：“我很小的时候，干爹买了一支木吉他给我，那个时候没时间也没钱找老师学，不知道怎么弹，后来发现那支吉他其实很便宜。之后就有一个愿望，有钱的时候要买一支吉他，就这么简单。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了，有空的时候就买一些书回来自学。”
说到自己会写歌，出唱片，黄秋生说纯粹是偶然。“每一个人都以为我的命运是掌控在自己手中，其实完全是一个误会。当时好像有一个音乐会请我做嘉宾，也不是唱歌的，讲几句话。讲完之后我下来，然后有一个傻瓜过来，我都不知道他是谁，问我要不要出唱片，我说好啊。结果出了三张，只有第一张赚了钱，都是他害的。第三张我根本就不想出，我那个时候没那个心情，也不想写歌。他说要不要唱其他人的歌？我说那好试试看。唱完之后很过瘾，然后就赔本了。哈。”
做演员，剧本是别人写的。可是做歌手，黄秋生可以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心声。他的音乐身份并不广为人知，但听过他的唱片的人都会对他的音乐造诣感到惊讶。
黄秋生最喜欢的是他的第二张唱片《地踎摇滚》：“第二张是有火了，很多歌都是我心里面想写出来的。那个时候还是年轻，有生活的压力，对很多事情不满意，加上工作不太顺利，就是1997年之前的那个时代吧。30多岁，创作力很强，很忧郁。现在没有了。”
“对回归感到焦虑吗？”
“其实是对人，香港那个年代有很多假左派。擦左派皮鞋的那些更恐怖。那些人根本都不知道左派是什么，然后就出来。两边对骂的那种，像是八婆，不像是政治。那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一个很荒谬的环境，很讨厌。回归是一定的，历史向前是一定的。”
他的摇滚身份之所以让人无法忽视，是因为他在音乐的创作及演绎中，如实地记述了他最激进的岁月。
他话锋一转：“那时候我住在我妈家里，而且每个晚上都睡不好，每个晚上都抽烟，弹吉他弹到天亮。我写歌是有灵感就一定要一个晚上写完。只有《男人四十无得捞》是花了两个晚上在一个酒吧里面写的。”
《男人四十无得捞》是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专辑《Bad Taste…But I Smell Good》里的一首作品，是这张翻唱专辑里仅有的三首原创作品之一。这首歌写于1997年，通过写他怕自己没有工作，进而反映整个社会的状况。“主要就是骂那个董建华，讨厌。”他忿忿的嘟囔了一句。
Part 3
2003年，就在黄秋生凭借出演《无间道》，拿下了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不久之后。SARS就来了。命运就是这样让人走走，停停。
“SARS来的时候我就每天都留在家里。刚好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留在家里，抽烟，喝酒，看电视，很爽。不就是一个流行病吗？可以多久？半年？我就当这6个月我休息一下，好不好。我1年没有工作都试过。”他如今表现出的轻松，让人很难想象到当年香港这座城市是如何在逆境中挣扎着求生的。
“SARS的时候，董建华的民怨应该是最高的时候吧？”
“啊！？从来没有试过最高。”黄秋生大概把“民怨最高”听成了“民意最高”，惊讶得差点把他那双大眼睛给瞪出来。
“最低……？”
“嗯，这才对。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他的脸上恢复了一种复杂的笑容。嘲讽又有点得意。他早就看穿了这位香港前特首的命运。“基本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只要你对社会有点认识，知道香港的结构，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幻想的是一个乌托邦，根本与这个社会无关。香港就是没有福利这个包袱，才有今天，香港就是低税，香港就是不公平，就是地产，就是买空卖空。我们没有这些我们有什么？你搞什么八万五，房地产就倒了，没有房地产，香港还有什么？倒了之后你要扶上来不容易。然后就讲什么母语教学，就是民族主义。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连这个国际性都没有，行，你像日本人一样，一句英语都不会讲，你看看会怎么样。”
“感觉上香港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不现实？”他顿了一下，然后说：“反而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不现实。现实就是你有多少就吃多少，不现实就是你没有的你都吃，比如你明明是一个穷光蛋，你却觉得自己很有钱，那我就觉得不现实。我觉得香港人不现实。”
Part 4
其实，大约10年前的黄秋生活得就很现实。10年前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并不是富有和名誉。10年前他所做的，就是愤怒、反抗和批判。
“1996年那阵留在香港，很不开心，因为自己老拍那些戏（指他所谓的‘烂片’），再加上家庭，社会环境，前途等问题，每天总是想很多很多。每天都没有工作，就是在等，都不知道要等什么，花我的时间。患上甲状腺也是因为长期很压抑。发病之后，整个人都好像鬼上身一样。甲状腺由发病到控制，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可是吃药后浮肿的状态可能要延续几年。那时候整个人那个脸都变得很恐怖。”
“迟早会恢复吧？”
“有很大部分都不可以，对不起。”黄秋生给了我一个招牌式的冷笑。“我已经查过很多书了，甲状腺那个病会变成你吃药会发胖，然后影响你的内分泌，眼睛里面的肌肉会膨胀，会充水，充水之后就硬化，硬化之后，会把眼睛推出来。甚至丢出来的都有。”
“现在恢复得还好啊。”我看着他的眼睛，还安稳的长在眼眶之内，而且目光依然犀利。
“那是我好运。有些人会一只眼睛恢复，一只眼睛还是突出来，像鬼一样。”
“当时有没有静下来对未来做一个规划？”
“想不来，一个演员变成这个样子，都没有工作了，已经差不多完蛋了。”
1996年末，黄秋生决定启程去英国进修表演。他掰着手指头一条条数着他出发的理由：“一个是从来没有去过那边；一个是我喜欢英国，喜欢伦敦；一个是病了；一个是刚好认识一个老师……”数到小拇指，黄秋生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寻找自己是个什么人。” 他指的是从小困扰他的混血身份。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香港人。
“寻找的结果呢？”
“结果就是混血啊。就这么简单。”
“那只是样貌上的吧？”
“不单是样貌，从小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习惯，有很多时候，比如年轻的时候最讨厌吃饭，不喜欢喝汤，就喜欢吃肉，很多生活的习惯，里面的思想，跟别人很不相同。那时候，我经常在想自己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呢？样子看起来更像是外国人，但又不会讲英语，很自卑。好奇怪啊那种感觉。然后到了英国人家觉得你是东方人，可是又讲不出是什么地方来的。也不像中国人，也不像日本人，反正就是东方。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混血。”
“可你父亲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吧？”
“对啊，他从小就走了。可是那是血液里面的东西，DNA里面的。很奇妙的。然后年纪越大就觉得自己越中国。”
“1997年以前香港人对英国人会比较尊敬吗？”我也不知道怎么问了这么白痴的一个问题。
“有什么尊敬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看不起大陆人……”
“你觉得他们现在看得起大陆人吗？”第二个反问。黄秋生的言语之间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股霸气。
一趟英国之行，让黄秋生终于放下了困扰他许久的身份认同问题。“其实混血这个问题一早就应该知道，比如说我明明知道自己是一个人，然后去找，我觉得我是一个神，或者说我是一条狗，然后我问人，‘你觉得我像一条狗吗？我叫几声给你听听，怎么样？’后来每个人都说，‘你不像’，后来就发现我还是一个人。哈。你根本就是一个人啊！你找什么？你明白那个意思吗？”
我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说着，就像香港这座城市一样，黄秋生也是一个奇妙的中英混合体。“你看香港很多其它混血，我们讲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又不是在香港长大，又不知道广东文化。我家里都是广东人，从小我妈就给我看一些中文诗词，我又喜欢历史。所以我比一般的香港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很多。”
黄秋生记得他小时候有一个体育老师是大陆人，那时候他们每天都要操练。“‘两臂侧平举，向前看齐。’”说到激动，他竟然抑扬顿挫的模仿了那位老师的口音。“土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觉得大陆才这样。像以前看那些书，感觉上除了没有‘文革’以外，其它的都可以幻想得到是什么样子。我有一段时期在新界沙田那边很农村的地方读书，每天闻到猪粪的味道，跟大陆没两样。所以我看那些‘伤痕文学’，讲到‘下放’那些事情，好像我曾经经历过一样。后来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我就过去旅行了。那个时候广东这边很多地方都是农村，我一早就看到问题在什么地方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
黄秋生嘬了一口可乐，没有急着回答我，意犹未尽地继续讲他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农村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卖甘蔗，脚都晒得皮肤都爆开了，手也裂开了，样子很漂亮一个小女孩，妈的我们同团的人还和她讲价，‘哎呀那么贵，便宜一点。’你有眼睛看到，那个农村的女孩，连吃的都没有，裤子是破的，鞋都没的穿。你是不是中国人？哇我在旁边，那个时候我才18，19岁。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话，我还能理解。可是这是你自己的同胞，你还跟她讲价。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小女孩到了17，18岁，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做鸡。人家是列强来剥削，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中国人剥削中国人。将来发展一定是这样，香港人过来就剥削大陆人。”
黄秋生自小受到大陆左派思想的影响。“我很小时候就看一本叫做《红旗》的杂志。你都不知道吧？那时候是党的唯一在香港有卖的杂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是香港大学的大学生，是个左派。我有一些叔叔，也是左派的，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念《毛主席语录》，大了之后又碰到一个老师是左派的，哈，没办法。小时候家里穷，加上所有条件原因，就靠左了。”
有时我觉得在文化认同上，黄秋生一点也不“混血”。无论是中国的古典文化还是当代思潮，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骨子里，是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中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他说自己越老越中国吧。
“我想我比其他香港人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更敏感吧。我一早就看到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怎么样。”他补充了这一句，我差点漏掉。他时刻保持着一种洁身于时代浪潮的独特视角，看似淌了浑水，其实头脑异常清醒。
Part 5
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黄秋生一度因为一些偶然的机遇，将发言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歌手，他谱写自己的旋律，书写针砭时弊的歌词，控诉着对社会的不满；作为导演，他以一个全新的身份重新审视他所处的产业，却看到了社会的伪善。
他的第一部电影《新房客》于1995年上映，票房成绩是让人有点难以启齿的5万多港币，在当年的香港电影票房收入榜排行倒数第8位。冠军《红番区》的票房是《新房客》的1000倍有余。说到这，黄秋生也觉得有点无奈：“他们根本都没有戏院给我上，然后放了半年，画面颜色都变了，冲印又不好。一部烂片，最后只上（映）了几天。还是资源不够。配音的时候，连配音员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连那个效果，我说，‘要一个虎啸的声音，什么时候能有？’‘好，明天来，我给你’。第二天我一听，‘哼哼哼’。我说，‘这是什么？这是猪叫吧？’”黄秋生边笑边摇头。“香港人的素质就是这样。就是随便了，可以了，最好不要我做，也不要我想，来都不来，但是钱一定要收。这是什么态度啊？当时我就觉得，这帮人应该快完蛋了。”
黄秋生早就察觉到，香港的电影产业有一天会转移到大陆。可是说到1997年前夕的很多香港电影工作人员，黄秋生依然带点鄙夷：“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远见，他们以为香港电影永生不死。你看他们的意识型态就知道了，对大陆人还是排挤，对大陆人还是觉得低等，你就明白他们不会知道将来是怎样了。”
所谓港片，黄秋生这样解释：“港片的一大部分就是暴力、色情、乱搞、无厘头，这种就是港片。我说根本都不可能再有港片。”
市场的萎缩，让香港电影必须依赖大陆市场的票房收入，而由于审批制度，港片固有的“特色”大都事先就被自清掉了。“现在的香港电影干净了很多。我觉得好啊，因为那个时代我觉得不满意的，就是长期要拍这种电影。就好像每天让我去吃屎，然后给我钱。有时我很怀疑香港人是不是没有暴力，没有色情，就没有创作，就不可以过日子。我不知道那些人的脑袋里面都在想些什么。”
1996年，黄秋生导演的另一部电影《金装香蕉俱乐部》的票房进步了不少，达到了200多万港币，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太值得骄傲的成绩。《金装香蕉俱乐部》和他同年出版的唱片《地踎摇滚》一样具有让人敬畏的批判力。
“你对自己导演的这两部戏满意吗？”
“最近邱礼涛还说让我重拍《新房客》，他很喜欢。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我已经过去了，我已经没有那些噩梦了，没有那么神经病了，所以就拍不了。我是比较喜欢《金装香蕉俱乐部》，真的觉得非常幽默，现在看都觉得很好笑。那时候我们在电台搞一个讨厌的节目（香港新城电台的《香蕉俱乐部》），我是替工，替一个朋友，他休息，有1年不回来。我越来越受不了，然后就不做了。于是我就决定拍一个讲传媒暴力的电台故事。那个年代还是有火。现在你叫我这样批判，我都没力气了。”
“当时还有一部叫《正牌香蕉俱乐部》的电影吧？”
“那个是当时节目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我跟他之间有点问题。本来我的戏就叫做‘香蕉俱乐部’，他说‘香蕉俱乐部’是他已经申请了专利，我不想跟他吵架，那我们就叫‘金装香蕉俱乐部’。然后他就拍啊，他拍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情，关于爱情、泡妞的一个故事。他以为我们讲的也是爱情，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本来想在主题上和你们对干么？”
“对，他们想不到我是批判这个节目。”
“《金装香蕉俱乐部》的票房好像没有《正牌香蕉俱乐部》高吧？”
“对对对，当然。”
“那他和你斗，你有没有觉得很……”
“没有，没有，因为一是他们的生产费用比较多，二是那个时代有虚报的问题，比如我院线和你关系好，我票房有200万，就帮你报400万，另外200万是我给你的。那个年代经常有这种情况。其实都是没有人看的。”
“那个节目是怎么回事？”
“那个节目很无聊，每次请一个女孩子过来，一定要说她很漂亮，一定要称赞她，就好像是一个泡妞的节目，然后访问问到中间，一定会讲到人家的身材，也可以说是个性骚扰的节目。很多时候我在节目里都没话讲。”说到这，黄秋生似乎来了兴致。“那个节目的监制，他自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拍戏，剩下我。然后有一次，我播了一首有脏话的歌。你每一次都是去拍戏去赚钱，然后你都不管。你不管，我就来。我播的应该是Red Hot Chili Peppers的Pea。”
他给我哼了几句，“So Fucking What，So Fucking What”。那股坏得有点顽皮的神情，让人想到站在台上演唱这首歌的Red Hot Chili Peppers贝斯手Flea。
他继续说下去：“那个电台的高层听到之后都傻了，给我打电话，‘你疯了你？你不要再代（班）了，我要开除你。’我说我根本不是职工，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啊，神经病。然后他每个星期骂一次，骂了两个月，我说够了，神经病啊，要骂多久啊？要不要每年搞一个节日骂我一次？很好笑很好笑。”
“当时和你一起主持的还有谁？”
“我不讲了，反正就是3个人。”黄秋生冷冷的丢下一句，和刚才那个大段给我讲故事的他判若两人，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或许对他来说，那段混乱的岁月也实在没什么好细细回味的。
Part 6
2007年1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颁布了新的禁烟条例，餐厅、卡拉OK等公众场所全面实施禁烟。黄秋生一开始十分火大，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戒烟的好时机。“我想戒烟已经很久了，然后突然又说要禁烟，禁烟后我到很多地方都不方便，因为我抽烟很凶。如果我不能抽烟的话，我会很生气，也没有兴趣去吃饭了，不过瘾。而且我这个人肯定会反抗的，会搞很多麻烦的事，你不让我抽，我就抽，抽完了没有烟灰缸我就到处丢，我会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反正都40多岁了，抽了30年，让我再抽，我身体不好，受不了了，这个机会应该试试戒烟。我也没想到竟然那么成功就戒掉了。可能是身体的关系，年轻的时候戒烟很辛苦，可现在的身体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可是我有气喘病，抽烟有尼古丁，有麻醉的成分，所以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气喘。可戒了之后，就会很敏感。现在在有人抽烟的地方玩的时候，人家抽烟，我就觉得很难受，坐半个小时就要跑到外面去呼吸，又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如今，他的平和让人多少有点吃惊。
“哦，但是态度我是有的，方法就可能有点不同。”
另一个傍晚，我们坐在香港红磡的一间录音棚里。起先，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黄秋生的偶像许冠杰录音的地方。黄秋生曾经在专辑中将许冠杰的《学生哥》和《尖沙咀Susie》翻唱为《学生哥’97》和《尖沙咀Tommy》。看着墙上许冠杰2004年“继续微笑”演唱会的海报，他对我说：“我有个愿望，就是能和许冠杰同台。”他拿起吉他，唱起了自己的作品《无能用者》，接着是《男人四十无得捞》。
接着他又顺手弹起了崔健的《花房姑娘》。据说在1994年Anodize的演唱会上，他曾以嘉宾身份翻唱了这首作品。现在他弹得有点磕绊，他解释说：“已经好久没弹了。”我想，他要传递的信息是：“那是十几年前的我了吧？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他又随手刷起了两段旋律，告诉我：“写歌就是这么容易，刚才那两段旋律拼在一起，填上词，就是一首歌了。”
我忽然想起去年一位出了唱片的香港知名演员。“听说才卖了400张。”
“那应该是这样吧。400张里面可能有200张是自己买的。哈。我觉得他出唱片是玩票，他觉得有的出就好了。”
“你出唱片的时候，好多人也觉得是玩票。”
“是啊，我是玩票。”他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
“可是效果很好啊。《地踎摇滚》出来大家都还很欣赏。”
“我真的是玩票。所以就没有再出了，第三张硬出了之后，就证明不行。我们要独立发行，不能跟大公司一起。因为我的风格就是反抗，我对大公司根本都是一种抗拒的状态。我不是那种‘啊大家好，楼上的朋友你们好’的歌星。没有意思。所以以后要唱的话就自己发行，放到计算机上去。嗯对，下载。你写歌是给人家听的，是有态度的。好像写诗一样，要给人一种感觉、感动，不是说我要赚你的钱。反正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就等于是我有话要说，我写了首歌大家听一听，可是你们先给我一块钱，放屁！我真的是反对的，我反对。”
“以后还会继续玩音乐吧？”
“我真的不知道。我再写的话，可能整个心态和风格都会不一样了。会舒服一点，都会有态度，可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老人家的那种态度。我还是这样看（问题），可是我不愤怒，我也不会改变，你骂我我也没有反应。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百毒不侵。”
（滚石/音乐时空 2007.03.）
一点后记：
做黄秋生的采访并不是主动要求的，完全是为了满足滚石一位实习编辑小邵的个人愿望。小邵现在已经结束了实习期，去澳洲读研了。他在去年12月就问我能不能做黄秋生的专访。我因为要上班加上没做过电影人的专访，所以也懒得接这个事。后来想把这事交给某人，然后各写一半或者自己写少部分，就不会做得太累。但是采访日期迟迟没有定下来，一直拖到12月最后两天某人放寒假回了家，黄秋生的采访突然被敲定在1月4日，我无奈只好自己上。之后很戏剧化的因为摄影师找不定，采访连续被推迟了两次，拖到了17日。每一次从deadline前死而复生，都觉得大松一口气，因为这两个多星期，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研究黄秋生，只是把在网上把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访谈都读了两三遍，划出了一些问题。
这次黄秋生的采访其实没有什么由头。他12月到1月的新闻就是和姜文合作的那部电影，进军好莱坞的《面纱》，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但这三部电影我都看不到（周杰伦的电影那时根本没开拍，《面纱》也要3月才在香港上映），所以实在也谈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只好还是回顾历史了。而且滚石的稿子多少也要扯扯音乐吧，黄秋生的《地踎摇滚》可还是MCB评选的90年代20张最佳华语唱片之一呢。
小邵那阵对滚石刊登的Jack Nicolson的采访赞口不绝，让我可以参考一下。我就参考了一下，并且觉得，以前自己写采访描述不多，这篇就有意多增加点描写吧。再一个想法是黄秋生这个人感觉很批判，也想在采访中把他和香港的社会时空联系起来。
采访写完了给小邵看，小邵看完之后在电话里大笑说您这也写得太像Jack Nicolson那篇了吧？我说不是您让我照这路子写的么？他说那我也没让你写这么像啊。其实Jack Nicolson那篇的描述还是远远多于我的，而且那个男记者写的很暧昧，这都是我在黄秋生这篇做不到的。虽然事后仔细想想黄秋生和Jack Nicolson确实有些感觉是相通的，但是让我和黄秋生暧昧，我宁愿下次找个女采访对象暧昧。
交了稿，去《明报周刊》（明周算是一份有悠久历史的品味娱乐刊物了）帮小邵找一些黄秋生早前的资料图片。因为滚石中文属于明报集团旗下，所以明报、明周的资料都可以共享。在采访之前没有时间也一直懒得去明周翻资料，这一翻还多少有点后悔因为如果在采访前可以看到这些资料的话，对黄秋生一定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我才知道黄秋生曾经参加保钓运动，随船只前往钓鱼岛宣誓主权。当然话说回来，这些东西在滚石写出来，大概也是触碰禁忌的问题。滚石作为一本所谓的“体制外刊物”，能把黄秋生批评“董xx”登出来，已经是一次冒险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