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ren - 每天都是一种练习

田原在电影里的表现的确还不错，当然很佩服她那种别人对她说广东话，她毫不犹豫的以普通话（还不是京片子，毕竟是武汉人）对答的态度，哈哈。当然电影是电影，现实生活中田原会拽英文吧。

何超仪也漂亮，搞les够劲儿！

电影里用A Wishful Way做了插曲，那种朦胧的忧伤的感觉确实很对气氛。还有田原在电影里亲自弹唱Swim等等。总之说来还是很喜欢跳房子那张《A Wishful Way》。倒是她最近和Seasons Lee合作的两首我并不那么喜欢。田原今天对我说她和刘立敏在继续写歌，可能会换一个乐队名字出碟。其实作为一个歌迷而言，她和摩登的官司都不干我的事，重要的是她能做出好的音乐，这才是我所期待和关心的。

8月田原的下一部电影《秘密》就该上映了。期待中。

对对对可惜陈绮贞的《小步舞曲》没有出现在电影里。去抛开同性恋电影这个题材上的问题不说，《蓝色大门》和《十七岁的单车》明显体现了北京和台北中学生活（而且故事好象都发生在17岁）的不同。惊讶的发现英文字母翻译是Sam Ho，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部电影的credit里真是荣幸呀。

桂纶美~~原来1976的封面也是她拍的

周一考试内容。外加一个Auteur Theory

在以往的抗日电影中，中国的导演们总把日本人作为一个含糊不清但邪恶的他者来描述，他们只以中国人的思维角度去描述抗日战争，却没有、或者没有客观的向观众呈现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思维模式。在这些影片中，日本人被简单的刻画成了狡猾、杀人不眨眼的形象。 

与这些抗日电影不同，《鬼子来了》（2000，姜文）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场战争：没有中国人痛击日本人的场面，没有日本人受到命运惩罚的结果，影片甚至曾一度出现了村民和日本军队大联欢的场面。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国村民惨遭屠杀的悲剧，《鬼子来了》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价值观的冲突。 

影片中，挂台庄村民有着中国农民一贯的朴实、厚道，他们相信因果报应，以至于他们谁也不敢亲手杀死那两个战俘（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官），最终还是要以抓红豆的方法，让命运来决定由谁来动手。但抽中红豆的马大三还是没有勇气下手。对村民来说，做人首先要“仁”。“仁”本身是好的，但可怕的是村民单纯的以一种因果关系认为日本人和他们一样讲求“仁”。在影片中，村民反复强调，他们没有亏待俘虏，他们对战俘十分仁慈，因此他们也不该被日本人杀死，他们理应得到日本人的粮食。这在村民和俘虏订“以命换粮”的契约时表现到了极至。村民强调他们没吃没喝，却养活了这两位战俘半年。用片中马大三的话说，就是“我对得起你，你还能对不起我？”当村民们理直气壮的去找日本军队以俘虏换粮食时，殊不知，他们迎来的是全村人的灭门之灾。 

日本人的本质并不如村民们期待的那样仁慈，这对于那些愚昧但心地善良的村民来说有些难以理解。日本人自幼接受的教育是一种武士道式的为国效忠的精神。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曾在《菊与刀》一书中形容日本人为兼具菊花的柔与刀的刚的混合体。他说日本人对内讲究和谐，遵从禅宗之道，体现出良好的修养，但对外又充满进攻性，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可见，日本人虽然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却有着很大不同。即使是来自社会中相同阶层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日本战俘在片中透露自己也是个庄稼人），价值观都会有着天壤之别。  

在中国，“仁”是首要的道德观念，它比“忠”和“孝”更重要。当皇帝不施仁政时，百姓就可以不顾对皇上与朝廷的忠与孝，站起来起义，推翻王朝。然而在日本的历史上，社会变迁次数远远少过中国，重要的是，日本的王室从来没有被推翻过，更没有被外族人统治过。因为在日本，天皇是作为一种神一样的超脱凡世的形象存在，他保持着与政治的疏远，并没有什么实权，他只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寄托。天皇直到今日仍然存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也从未减弱。因此在日本，“忠”和“孝”是高于一切的道德观念，中国人提倡的“仁”却因不符合日本的天皇制，被抛弃了。 

然而，日本不重视“仁”，并不等于日本人不重视报恩。日本有许多民间传说都在讲着报恩的故事。日本人认为从一生下来，就享受着天皇的恩惠，因而他们生来具有效忠天皇和国家的义务。所谓义务，是无偿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日本人会用尽一生来报答。对于家人和亲友的恩德，日本人也会涌泉相报。但日本人的这种责任感有时也会变成一种负担，他们并不喜欢随意接受恩惠而背上人情债。如果是受恩于自己不认识的人，日本人更会觉得对方是有所企图、希望占自己的便宜。 

在影片末段，日军首领先是说：“花屋小三郎在这里被绑架了起来，关押于此，看来挂甲台并非真的挂了甲。”之后又问马大三去了哪里，是不是去叫游击队来歼灭他们来了。日本人始终不能理解村民所表现出的“仁慈”之心。他们认为这背后必有阴谋。终于，日军将这场联欢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中国虽是儒家礼教的发源地，但历史发展到清末，那些儒家的道德观念已被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民主思想的入侵等因素冲淡。中国没有日本那样可以一直承传下来的稳定皇室，“忠孝”观念也在社会动荡的冲击下逐渐淡薄，难以与日本人对“忠孝”的那种强烈的信念、甚至是义务感相提并论。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哪个政府对他们施仁政，他们就去拥护那个政府。当中国的政府不能维护村民的利益，日本人却给他们带来粮食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对中国政府的忠诚，与日本军队联欢，而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更为可怕的是，当村民从日本人那里占到一点便宜之后，又立刻表现出一种由于历史悠久与国土辽阔所产生的盲目自大。影片中，当村民从战俘口中得到保证可以得到粮食后露出会心笑容的时候，当村民在得到粮食后与日军忘情联欢的时候，他们便立刻表现出了一种对日军罪行的有意无意的忽略的盲目的自大与宽容。因而当影片赋予了挂甲台村民一个悲剧性结局的时候，观众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虽然影片的很多情节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但在人文表达方面，《鬼子来了》是最真实、最具说服力的。《鬼子来了》的悲剧首先源于日本人在战争下所暴露出的失去人性的野心，但村民和日本人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也是片中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因而，去认识中日两国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无疑是有助于避免悲剧重演的。